郑小九：跟《论语》学说话

《论语》是“说”出来的，孔子和弟子的“语录”是其主要内容。孔子最显著的名分是“老师”，话不仅要说，而且得多说，“诲人不倦”（《论语·述而》）是他的常态，“予欲无言”（《论语·阳货》）纯属偶然。“说话”在《论语》中被称作“言语”，“言语”一科在孔门中地位很高，师徒的“言语”水准也很高，跟着圣贤、君子学说话，是传承《论语》的一种不可忽略的方式。

一、“言语”的价值

在孔子看来，语言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天地虽然无言，但并不妨碍四时的更替、百物的生长。与自然界不同，社会生活离不开语言，人如果不说话，就无法进行正常的沟通、交往，就难以体现人之为人的社会本质。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意思是鸟兽跟人不是一群的，人跟人才是一群的；一个人既然处在人群之中，就不能闭口不言，也不能“言之无物”“言之无文”。“知言”是“知人”的直接途径。孔子认为，君子要善于“知人”（《论语·颜渊》），“知人”就是主动地理解人、准确地识别人，这一智慧既是德行也是能力。要想“知人”，必须“知言”，“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子贡说“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论语·子张》），即一句话说出口，就可以判别他的有知或无知。由“知言”来“知人”的例证很多，如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凡是花言巧语的人，大都不是什么好人。孔子在谈到避免交什么样的朋友时，劝人要观察对方的说话方式，不要“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论语·季氏》），即不要与谄媚奉承的人、当面恭维而背地毁谤的人、夸夸其谈的人交朋友。

“言语”的政治功能非同小可。“言语”恰当与否关乎治国理政的成效，不可不察。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把“正名”视为治国理政中首先要做好的大事，只有把名分搞对了，由此说出的话才合情合理，照此制定出的礼乐、刑罚等规矩才能得到民众的遵守。当然，“言语”的政治功能不能无限夸大。孔子不认可“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这样的观点过于简单、偏狭、夸张。合适的说法是，国君听从了正确的话，会促进国家兴盛；听信了不正确的话，则会阻碍国家发展。（参见《论语·子路》）

正因为“言语”在社会交往、知人识人、治国理政中不可或缺，孔子把“言语”作为孔门全方位素质教育的一项主要内容。孔门有“四科”，其中之一是“言语”，且排在第二；“德行”在第一，强调以德为基；“政事”在第三，关乎“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文学”在第四，讲的是文献功夫。许多弟子遵从孔子“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的教导，把自己培养为全面发展的“成人”“全人”。以言语科高徒子贡为例，他口才出众、智慧超群，既能仕途顺利，还是商业奇才，他的口才极大地助力了他的政事和商事。

二、“言语”的规矩

言语表达要符合儒家的伦理主张，符合仁义、忠信、恭敬、谦逊、谨慎等道德规范，言说者要心怀善意，“乐道人之善”（《论语·季氏》），“恶称人之恶”（《论语·阳货》），反对“言不及义”（《论语·卫灵公》）、“言不忠信”（《论语·卫灵公》）、“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等。

说话的最高道德要求是“言忠信”（《论语·卫灵公》）。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论语·季氏》），其中之一是“言思忠”（《论语·季氏》），子夏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言忠信”有个基本前提，即说话的人必须忠实可信，孔子说自己就是一个忠信之人，交友也要选择有忠信品质的人。靠着“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一个人即使是在偏远之地，也能畅行无阻；否则，即便是在本乡本土，也寸步难行。要践行“言忠信”，就不要“道听而涂说”（《论语·阳货》），“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因为那些东西大都靠不住、不可信。

“言忠信”的最高体现是言行一致。有子说“言可复”（《论语·学而》），是说承诺过的要兑现在行动上。一次，子路在谈及自己的志向时，对自己的政治才能过于自信，直言只需给他三年时间，就能够让一个深处危难之中的国家摆脱内忧外患。孔子觉得子路是在吹牛、不够谦让，听后只是微微笑了笑。认为最好是先做后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这样就不至于因“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或“躬之不逮”（《论语·里仁》）而感到羞愧。同时，孔子特别提醒要警惕那种“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的小人，这种人看似言而有信，其实是不管所言对错、不顾实际代价，固执地将自己说过的话在行动上贯彻到底。

一个忠信之人通常也是说话谨慎的，讲话不能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必须郑重其事、认真严谨。“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为什么要慎言？因为话一旦出口，就如开弓放箭，难以收回。子贡的比喻是“驷不及舌”（《论语·颜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是这个意思。慎言的目的是少说错话。子张请教求取官职的方法时，孔子给出的建议之一是“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论语·为政》），即听人说话时，有疑处加以保留，没有疑问的部分才谨慎地说出，这样就会减少错误。

“慎于言”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讷于言”（《论语·里仁》）。对于一个君子而言，有口才是必须的，不显摆自己的口才也是必须的。孔子“恶夫佞者”（《论语·先进》），即非常讨厌能言善辩、强嘴利舌的人，以表示自己“非敢为佞也”（《论语·宪问》）。当有人评价弟子冉雍缺乏口才时，孔子反问“焉用佞？”（《论语·公冶长》）孔子认为，一个人仗着自己的口才跟人家辩论，结果总会招致忌恨。言语木讷一些、迟钝一些，表现得好像没有口才，这才是一个仁者该有的样子。有一次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孔子的解释是，“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论语·颜渊》）即事情做起来非常不易，说起来会有那么流畅吗？

三、“言语”的情境

孔门的言语规矩不是死板的教条，人们可在一般原则的指导下，根据说话的具体情境来决定说不说、说什么、如何说。说话的情境因素主要有时间、场合、对象、情绪等，在不同的时间、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心境之下，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讲话，需要具体分析、综合考虑。

说话要考虑时间因素，在合适的时间说合适的话。公明贾这样评价卫国大夫公叔文子的讲话风格：“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论语·宪问》）。公叔文子在该说话的时候就说，不该说话的时候就不说，这样就不招人厌恶。关于如何具体把握说话的时机，孔子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陪君子说话容易犯三种过失：没有轮到他说话，却急着说，这叫急躁；该他说话了，却不说，这叫隐瞒；不看君子的脸色便贸然开口，这叫盲目。

说话要考虑场合，在不同的地点、空间、环境，说话方式也应不同。其一，在日常寝食的小空间，要做到“食不语，寝不言”（《论语·乡党》）。其二，孔子在乡里与朝堂的讲话风格迥异。孔子在本乡说话显得很木讷，“似不能言者”（《论语·乡党》），因为在同乡人面前要谦虚一些，没有必要显摆口才；而在宗庙、朝堂的说话则简明流畅，因为宗庙是祭祀的地方，朝堂是商议国家政事的地方，说话必须严肃、准确、明白。其三，国家的整体政治生态是最大的“场”，在有道之邦，君子讲话可以直一些，因为这里宽容度高、危险度低；在无道之邦，讲话则要谦逊，因为这里宽容度低、危险度高。

各色人等千差万别，跟人说话必须考虑对象差异。一是要区分值得谈话的人与不值得谈话的人。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碰到值得对话的，却不说话，这是错失机会；遇到不值得对话的，却同他说话，这是浪费口舌。二是要考虑谈话对象的层次高低。人的知识、智商、境界等有较大差异，面对不同层次的对象，就要用相应层次的语言来对话，用对方可以听懂的语言来说话，“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在官场说话，要考虑官员的不同等级：上朝时，君主到来前，孔子与下大夫说话，非常温和快乐；与上大夫说话，则是正直恭敬的姿态。三是对特殊人群说话，要用特别的方式。盲人乐官师冕来见孔子，到了阶沿、坐席的地方，孔子都会适时告知；进入屋子后，孔子一一介绍在场的每一个人，说“某在斯，某在斯”（《论语·卫灵公》）：这体现出孔子对盲人乐师的细致关心与尊重。

人的情绪是情境的特殊要素，不同的情绪、心境构成不同的情感氛围，不同情绪下的说话方式也有很大不同。子夏在谈君子形象时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这一表述与“温而厉”（《论语·述而》）的孔子形象非常一致。孔子的话很多是在平和的情绪下说的，不少是在快乐的情绪下说的，有少数的话是在生气时说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孔子说话并不总是“孙以出之”（《论语·卫灵公》），不总是谦逊儒雅、和风细雨，他生气时讲出的话是非常不客气的。他曾非常严厉地斥责大白天睡懒觉的宰我“朽木不可雕也”（《论语·公冶长》），当众宣布为贵族聚敛财富的冉有“非吾徒也”（《论语·先进》），批评不理解孔门培养目标、想学种粮种菜的樊迟“小人哉”（《论语·子路》），责备不理解“正名”意义、反倒说老师迂腐的子路“野哉，由也”（《论语·子路》）。孔子严厉说话的对象还有当时的权贵阶层，如鲁国执政季康子向他咨询盗贼的治理之策时，孔子把批评的矛头直指季康子本人及其代表的贵族集团，直言不讳：“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直言盗窃成风的根源在于统治者的贪欲，在于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巨大不平等。

四、“言语”的艺术

人这张嘴有两大功能，一是吃饭，二是说话。《中庸》里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同样，人人都说话，但少有人能够把话说好。怎样才算把话说好呢？按照孔门的标准，既要把话说得简洁、明白，还要把话说得有意味、有感染力。

说话最基本的要求是“辞达”。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即言辞能够达意就可以了。“达”的本义是到达、抵达，可以引申为懂得、理解。说者口中说出了话，“抵达”听者的耳朵和心里，听者会意地点头或说“明白了”，这就是有效的对话沟通。为了做到“辞达”，需要考虑话语的“多”和“少”，《仪礼·聘礼》中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话太多了往往说不到要害，话太少了则说不明白。还要考虑“雅言”和“方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孔子讲话时，为了让人听明白，经常会使用“雅言”，即当时各国通用的语言，相当于今天国家推广的普通话。

“辞达”之上的要求是“辞修”。“德之不修”（《论语·述而》）是要不得的，“辞”之不修也是不行的。官方的书面语言需要“修饰”“润色”（《论语·宪问》），日常的口头语言同样需要。为了把话说得更明白，让言语生发光彩、能打动人感染人，就需要对言语加以适当的修饰。为了避免给人留下粗鄙的印象，曾子强调，说话时要多考虑言辞和声调，即“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论语·泰伯》）。

孔子和弟子们在说话时，很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孔子对比喻的运用非常频繁、娴熟、精妙：他把自己比为待价而沽的“美玉”（《论语·子罕》），表示不能做“系而不食”的“匏瓜”（《论语·阳货》）；把子贡比作“瑚琏”（《论语·公冶长》）之器；把由不正当途径得到的富贵比作天上之“浮云”（《论语·述而》）；用“松柏”（《论语·子罕》）比喻君子的坚贞品质；把君子对小人在作风上的影响比为“德风”与“德草”（《论语·颜渊》）的关联。子贡的口才在孔门中出类拔萃，他在对话中经常运用比喻、夸张、对比等修辞手法。甚至在描述一件事情时，他会一并运用两种以上手法，以产生强烈的话语效果。子贡为了劝导君子不要文过饰非，将“君子之过”比作“日月之食”（《论语·子张》），众人举目可见；在对比自己与颜回的智商时，子贡夸张地说自己“闻一以知二”、颜回“闻一以知十”（《论语·公冶长》）。当子贡听说叔孙武叔在朝堂上说“子贡贤于仲尼”时，他用两家的墙高表达自己与老师的差距，他说“夫子之墙数仞”，而“赐之墙也及肩”。（参见《论语·子张》）这是比喻和对比的并用。当子贡得知叔孙武叔诋毁孔子时，他明确表示“仲尼不可毁也”，因为孔子是高不可逾的“日月”，其他贤者则是可以逾越的“丘陵”。（参见《论语·子张》）这是比喻、对比、夸张的并用。

为了帮助弟子提升言语的艺术感染力，孔子特别注重学好并用好《诗经》。为了劝人学诗，孔子可谓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其子孔鲤当然是在弟子之列的，孔子劝其子学诗：“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劝弟子们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学诗的更高价值在于运用。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即使是背会了《诗经》，在政事、外交等场合却不会得体、自如地运用，这就没有达到学习的目的。孔子在跟弟子的对话中，时常会引用《诗经》里的句子。一次，子夏问孔子：“《诗经》里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什么意思？”孔子答“绘事后素”（《论语·八佾》），即先要有白色的底子，才能在上面画出花朵。子夏由此联想、领悟到“仁”与“礼”的关系，以“仁”作为底子、根基，“礼”就是锦上添花，反之则是无本之木。

在世的时候，孔子一直在说话，一直“述而不作”；辞世之后，他的言说既刻在了竹简上，也刻在了一个民族的记忆里，更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孔子永远活着，永远在教化世人，从古到今，遍布各地的夫子行教像早已将他的形象定格为“我‘说’故我在”。让我们走进《论语》，听夫子玉振金声，听众弟子切磋琢磨，听孔门弦歌不辍。

（作者系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