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文静：《文心雕龙》百年跨文化传播研究

21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文论研究不断深入，国内比较诗学研究呈现出深化和扩展的趋势。这表明，学术界已逐步改变“以西方文论对中国的影响为研究中心”的倾向，开始关注中国文论在本土以外的传播、影响和价值。由此，在世界语境中重返中国文论，解析中国文论的跨文化书写，鉴识跨文化研究成果，这是当下比较诗学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

自1867年英国汉学先驱伟烈亚力的《汉籍解题》（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问世以来，英语世界对《文心雕龙》的读解已走过百余年历程。这百余年的传播带来了富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和研究资源。从中国本土语境出发，在世界文论场域中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特别是其中重要的范畴、命题和文学思想予以重新体认，同时对海外汉学领域相关研究成果展开批判性研究，在中西文论的对话与阐发中相互激发，审视跨文化阐释中的过滤、变异、转化、误读及其深层学理原因，并在中国诗性言说的传统中发掘具有现代性价值的言说方式及思维方式，解蔽其在跨文化传播中被遮蔽的思想内涵，是中国文论进入世界文论的重要一步。

文字层面。通过检视《文心雕龙》元范畴“文”“气”“情”“味”的英译可知，英语世界的传播者主要采取三种变异策略，呈现三大变异特征。陌生化策略、语义重构与变异策略、意义还原与拓展策略；三大特征即所指浅化、语域扩大和形式重构。为此，我们应突破中西语言文化的隔阂，依据受众类型与接受习惯制定差异化的阐释方案：面向大众群体的译本，翻译时应在保证精准的前提下，将文化要素融入行文脉络，减少独立注脚对阅读流畅度的干扰，通过隐性表达降低理解门槛，从而拓展文本传播的广度；针对学术研究型的译本，翻译时应采取主文本与辅释并行的策略，主文本的处理应遵循“以简驭繁”原则，将核心概念用汉语拼音音译，构建区别于传统汉学体系的新型术语系统，辅以英语注解，配套释义部分应突出学理性，对关键术语进行系统性梳理，凸显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语义变化。这种“去范畴”和“再范畴化”的方法，可为中西之间富有成效的深入对话创造条件，引导西方学术界主动关注新型术语体系及配套阐释，逐步推动中国学术话语的概念集群被国际学术界接纳。

文论层面。通过检视《文心雕龙》美学范畴“神思”“风骨”“比兴”“定势”在英语世界的译释可知，海外学者对中国文论的误读源自他们一贯以西释中的求同思维。这种思维会遮蔽中国传统文论特有的民族性。他们虽然借鉴中国学者的观点，但立足点还是自己的感受，而这种感受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西方诗学的传统烙印。因而他们的译释常常是语言外壳的替换，而意义内涵却与原义相去甚远。这种依赖母语文化进行似是而非的比附、机械解读原典的行为，满足的不过是在其他文化中寻找回声的癖好。因此，在跨文化语境中，中国文论的这些命题很难以准确的言述方式译释。笔者认为，跨文化传播应摆脱“一一对应”的单义性阐释目标，突破所谓“完美词典”的窠臼，避免滑入“文化简化”的误区。为兼顾译本的可读性和准确性，译者可将这些范畴置于中西文论多元交流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采取“多重定义法”进行阐释。“多重定义法”可将范畴所涵盖的一系列意义都统摄进一个序列图式，范畴的不同意义都得以展现。如此一来，中西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融合无间，既能保持相对独立，又能自如调节，有利于促成中西文论的碰撞、交融与创生，提升中国古典文论的世界意义和现代价值。

文化层面。通过分析刘勰文道观、世界观及古典主义思想在英语世界的阐释发现，在《文心雕龙》跨文化传播的百余年历程中，通过“原道”的跨语际阐释，刘勰的“文道”理论以独特的理论形态渗入西方诗学体系中。在译者的文化无意识转译中，语符发生了创造性改写。源语中“道”内核的语义出现了缺失与位移，这反而为文道思想开辟了多维阐释空间，使得这一东方诗学精髓在跨文化对话中展现出持续的生成性。此外，从刘勰文艺理论体系的本质论、发展论及风格论三个维度剖析海外研究中的逻辑缺陷与认知局限可见，刘勰的文学观念实为实用文论与审美文论的动态平衡体，其崇古立场并非拘泥于拟古主义的机械复刻，而是表现为“返经立极”的创造性阐释——既主张以儒家经典为雅正文体范式，又着力破除当时矫饰文风的积弊，通过重构“文质彬彬”的统序观来矫正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迷途。这种看似复古的“通变”策略，实质上构建了“以复古为维新”的辩证发展观。至于《楚辞》阐释中出现的“质文关系”与“奇正张力”的权衡，恰是刘勰儒家诗学主体精神的具象化呈现，而非简单的古典主义退守。施友忠所谓“新古典主义离心论”实为阐释学误判，其将刘勰的经学化文论割裂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不仅遮蔽了“宗经”思想中革新文统的深层诉求，更导致海外学术界对六朝文论转型期的认知窄化，难以把握中国古典文论“守正出新”的演进逻辑。

英国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曾提出，意义依赖于对立者的差异。我们只有建立起与“他者”的对话，重返古典文论语境，借异识同，借无得有，深入阐释其入思机理，彰显中国文论原生态的底色，才可从西方文论标杆下的“照着讲”变成因革传统古典文论的“接着说”。在“接着说”的过程中，最能体现《文心雕龙》特色的当数元范畴、美学命题和文学思想。对这些元范畴、美学命题和文学思想的分析既是理解原文的易进之路、渐悟之方，更是构建传播之力的阶藉之由、始涉之津。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我们不能挟洋自重，也不必谈西色变，须具备全球视野，充分考虑中国古典文论的“世界性因素”和“现代价值”，实事求是地对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中国文论研究予以客观考量。首先，沿着范畴、命题和思想重返古代意识，沟通世界场域对中国文论的理解，才可名正言顺地展开中国文论特有的诗意言说；其次，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海外传播中的相关误读给予历史性观照和学理性阐释；最后，探讨中国文论同西方诗学架构性分异表象下的潜在相契与融通之域，审慎辨析二者深层的思维进路与表述维度，方能为双方有效对话筑牢意义基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百年传播研究”（20BZW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江苏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