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惊心动魄”的监察谋划

淳熙八年（1181年）三月的浙东地区，伴随着接续不断的大雨，成了一片汪洋泽国。

基于南康军赈灾的成效，三月二十五日，51岁的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朱熹受命主持赈灾事宜。

关于严重的灾情，朱熹曾在给吕祖谦的信中忧叹：“闻浙中水潦疾疫，死者甚众，闻之使人酸鼻。”而今，适逢其会，兼济天下苍生，正好可一展身手。

一

事无准备不立。经历过南康军赈灾时个别官吏的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等棘手问题的朱熹深知，在这么大的范围赈灾，最好能得到宋孝宗赵昚的首肯或支持。于是，朱熹上书请求赴任前入都奏事。但直到十一月二十七日，他才得到孝宗的召见。

救灾如救火。延和殿上，因入都前经衢、婺、绍兴时已详细探寻各地灾情，朱熹对此已了然于胸，于是面奏七札，对赈灾措施进行了全面陈述。尽管孝宗置词不多，实际上也未给予多有力的支持，但终究“上为动容”，朱熹还是得到了一些“恩准”，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一些事情了。

按照惯例，赈灾多采取“权免税役”“蠲减租赋”等措施，即免去先前积欠的租税等。这一次，可能鉴于灾情的严重，又“官出南库钱三十万缗”赈济。这一数额其实不算多，大约可以买2500万斤米，按照当时七州的人口算，大约人均11斤米，可见只是权且救急。

对此，朱熹的谋划是劝谕上户献米（可以蒙恩补授官职），再加上朝廷拨款，大体能渡过劫难。但思虑细密的他没有意料到，一场大的灾难正突袭而来。

朱熹担任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巡历觉察，禁止私贩，按劾不法”。第二年七月十六日，风尘仆仆赶路的他道遇台州流民47人“扶老携幼，狼狈道途”，问之原因，皆云“旱伤至重，官司催税紧急”所致。又因问知台州的唐仲友“多有不公不法事”。情急之下，朱熹上了按劾的第一状。二十三日，一到台州，又马不停蹄地写了第二状，具体解释唐仲友如何催逼：此人将朝廷规定交纳夏税的期限提前了2个月，派人四处催逼；甚且天台县仅纳了一半左右，其知县赵公植就被捉押到台州，强令交纳换取。进一步“密切体访”，审问、核实后，又上了第三状，进行详细的陈述，共24条。这是朱熹弹劾的重点，概括来说，就是唐仲友多方盘剥，一郡皆以为苦；“以馈送为名”，盘织了一张地方、朝廷的关系网等。

但这三道弹劾，都被宰相王淮扣押，藏匿不报。等了十多天后毫无动静，八月八日，朱熹又上了第四状。这相当于对第三状的补充，通过审问相关人犯一一确认情节。但面对审查，唐仲友竟将关键的证据“公库簿历（账本）收藏，追索不出”，公然抗拒，最后只得根据“唐仲友拘守不尽草簿”来核查。朱熹不肯放弃，又上了第五状，直指唐仲友“狂悖无忌惮之气”是因背后庞大的关系网，具体来说，就是宰相王淮之妹是唐仲友弟弟的妻子，在背后为其撑腰。这一明言，其实是朱熹的破釜沉舟。所以，八月十四日，朱熹再上了一道《乞罢黜状》，直接陈明唐仲友不过是想“拖延旬月，等候赦恩”，来逃避惩罚。但九月四日，朱熹竟知自己已被剥夺浙东提举半个月了。他如梦方醒，这就是个骗局。于是，他抢在诏命正式下达到处州时，愤而上了第六状，表明自己绝不低头的决心。

二

对唐仲友的罪行，朱熹通过亲见、路遇察问、拘人审讯、锁定关键证据（账本）、不厌其烦地多方调查、探访等，也即其所强调的不辞辛苦，“密切体访”。

那朱熹所弹劾的罪行，到底重不重呢？

主要看两大方面：其一，多方盘剥十二万贯。台州时辖四县（宁海、天台、仙居、黄岩），与今大体一致，台州的经济情况实为一般，《嘉定赤城志》卷七就径直言挣钱的顶梁柱“茶场既废二盐监改隶他郡（归他州管辖）”，仅有措置得宜，方可“使州用无匮而民力不伤”，但一般很难做到。前不久，淳熙二年（1175年），知台州的赵汝愚就感慨“凛凛然若履薄冰之上，而进退维谷也”。赵汝愚一心为台州，在任上曾极力重修事关台州安危的城门。1173年，知台州的尤袤也写过《台州》诗，倾诉其官台州的不易：“百病疮痍费抚摩，官供仍愧拙催科。自怜鞅掌成何事，赢得霜毛一倍多。”两年间，因悉心操劳，尤袤两鬓白发竟添了一倍多；还因不愿多催逼百姓，拖欠国库钱财长达8年，因此被“特降一官”。这种情形下，唐仲友能理财、贪污到如此之多的数额，确实是“不容易”了。同样据《嘉定赤城志》载，上供的折帛钱不过二十二万六千余贯，经总制钱十五万六千余贯。这样看来，唐仲友一年盘剥的几近上供的经总制钱，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量。

其二，纵容、威逼蒋辉造假币，更是杀头的重罪。据南宋的会子法令，“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赏钱壹阡贯”（国家博物馆就藏有一贯面额的会子铜印版）。

这都是重刑。但是，在朝中右相王淮的斡旋下，陈述唐仲友累累罪行的第二、三、四状被压下，只有寥寥数语的第一状同唐仲友详细的自辩呈报给孝宗，整件事被轻描淡写，这只是“秀才争闲气”，类似吃饱了撑的。

某种程度上，这正中孝宗下怀——因朱熹前前后后上了那么多的奏折，甚且在延和廷对时，还专意斥责孝宗拒谏听谗、文过饰非等恶习，甚至上升到君主一心不正的高度——显然是以理学家的准则来苛求皇帝，已经惹得孝宗内心有丝丝不满。这回正好能摆脱，落得个耳根清净。于是，为了堵住天下众人之口，唐仲友被免职（其他从犯没被发落）。

愤怒之下，朱熹只有用辞官归隐来表达最后的抗争，挣得一些颜面。在这张用宗法血缘的姻党与官僚特权编织的封建巨网面前，朱熹在《辞免江东提刑奏三》中已有清醒的认识：“臣所劾赃吏，党羽众多，棋布星罗，并当要路。自其事觉以来，大者宰制斡旋于上，小者驰骛经营于下……其加害于臣，不遗余力”——他注定以失败告终，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不过，朱熹赢得了公誉，一代名士陆九渊在给陈倅的信中就赞扬“朱元晦在浙东，大节殊伟，劾唐与政一事，尤快众人之心”；耿直的陈亮也说：“物论皆以为凡其平时乡曲之冤一皆报尽。”

是非曲直，自有公道。这款款陈曲，正见出民心所向。

只是，当朱熹决计再次回到秀美的武夷山九曲溪的武夷精舍隐居，从此“杜门读书，自余真可付一大笑”时，他不知道的是，吏部尚书郑丙已上了一道奏疏，“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监察御史陈贾也曲意附和——一场更大的风雨，针对道学、席卷全国的“庆元党禁”已悄然拉开了序幕……

时日虽逝，仍不由得让人掩卷而思。